《南瀛學》電子報第44期[學術文摘] 清代臺南地區的產業發展及其史料(下)
 
摘自陳鴻圖,〈清代臺南地區的產業發展及其史料〉,收錄《南瀛文獻》第三輯,新營:台南縣政府,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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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的界線並不代表是經濟活動、社會發展的界線,康熙年間的臺灣縣跟諸羅縣以曾文溪相隔,但兩邊的農業生產、經濟活動應不致於真的有那麼大的差別。很多背景因素不是單指臺南地區,特別是清廷很多政策是全臺一體的,可從地理環境、政治秩序、經濟體制跟社會脈動等四個條件來論述。
地理環境是最明顯及最能與其他地方區隔的背景因素,每個地方的地理環境不太相同,因此它所發展出來的產業活動也不會一樣。水圳不是為了灌溉,是做為勢力範圍的用途,所以當地原住民所興建的水圳,水圳之間剛好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區隔;臺南地區所興建的水利設施在規模及數量上均較東臺灣大,自然環境使本區迫切需要水利灌溉,且漢人社會為了完成土地開發也需要開發水利,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就發展出不同的水圳文化。
清廷對臺灣的經營不是很積極,只要能維持臺灣的安定及保持豐腴稅收即可,為能達成這兩個目標及節省統治成本,清廷在臺灣的統治常運用「中間人」這個角色,如對原住民收稅或治理,就由「通事」、「番割」的角色來負責;對於漢人社會就透過士紳、地主來緩衝及協助,所以我們從政治秩序的情形大概了解地方產業發展的關鍵官員不一定是主體,地方士紳可能是主體,這也是為何前面特別強調族譜及文集的重要了!
清代文獻中有「男耕女不織」此話在詮釋當時臺灣的生產活動,大陸的學者在解釋這句話時常常以清代臺灣只有農業,沒有條件發展工業簡單帶過,這樣的解釋太過於簡單了!事實上不是臺灣不發展工業,而是臺灣跟大陸在清代基本上是一種區域分工,當時以臺灣的農業發達程度就足以換取大陸內地品質很好的手工藝品或紡織品,根本不需要去發展手工業。「區域分工體系」就是經濟體制,這不是清朝它刻意要設計的體制,而是不同的產業背景所發展出不同的產業模式。如日治時期「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定位,使臺灣與日本間也存在區域分工的影子。
社會脈動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即產業發展與人民生活間的關係,如果在做產業史的時候能注意到這個問題,會相當有意義及有趣。
 
●各種產業發展概況
        在探討清代臺南地區的稻作發展時,有五個現象值得注意:第一,稻跟蔗種植的比例怎麼變化?這與米糖爭地有關。第二,稻米商品化何時出現?稻米商品化後會牽動其他作物的種植。第三,是技術和農作、稻作之間的關係,什麼品種的稻穀可以二熟,甚至三熟?有無灌溉對農作的影響為何?第四,是耕地變化的情形,耕地面積一直持續增加?耕地中水、旱田的比例如何?第五,稻作何時出現瓶頸?什麼問題?經濟結構改變對稻作產生什麼影響?這五個問題是探究臺南地區或是臺灣地區稻作經濟時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臺灣農民「趨利」競相種蔗以獲取重利?其實米糖爭地的問題在清代比較單純,完全是市場決定,基本上在清初的時候,臺南地區的稻米的品種一年只能收穫一次,但那時候臺灣人口不斷地增加,鄭氏王朝時代又需要大量的軍糧,所以種稻是被鼓勵的,這個政策持續到清朝都沒有變,且臺灣的稻米在康熙年間都是豐收的。但後來清廷不鼓勵內地移民來臺灣,因而限制糧運,且臺灣米運到福建或浙江會打擊當地的米價,引發當地米商的反對,因此閩浙總督有限制糧運的措施,這兩項政策導致種稻的耕地減少,而紛紛轉向具有國際市場的蔗糖。原因一是甘蔗可以外銷,米頂多運到大陸,甘蔗的市場比較大。二是甘蔗園、旱田本身的投資工本較小,甚至可以不要水利設施,田、水田的開發工本較多。三是水田的稅課較重。後來福建跟浙江出現了幾次旱災,稻米收成出了問題,急需臺米供輸時,米糖爭地的問題就浮現了。
雍正三年開放及鼓勵臺米輸到大陸,市場的價格也不錯,臺灣種稻者漸增,種甘蔗者漸減,加上清廷刻意要打壓甘蔗種植,訂定「聯之法」,輸出載糖的船隻要課很重的稅,而且要互保,必須湊到一定的數量才能出港,如此蔗糖生產的經濟效益划不來,所以甘蔗種植就逐漸變少了,水田開始增加快速,稻米商品化亦比較明顯。
清代的農業技術改良不外是水利開發及稻種引進,清代臺南地區的陂圳為什麼在資料上只呈現五十餘處而已,這是因為很多陂圳都沒有名字,這類陂圳的規模都很小,且大多是陂之類的水池,當地人俗稱叫「雷公陂」,亦即打雷下雨時才會有水的灌溉設施。稻種的改良,清代臺灣引進許多新的稻種,1906年日本所做的調查數據顯示,臺灣的土種稻子有1,197種,可見清代臺灣稻種引進是相當積極的。
清代臺灣各地的耕地面積是持續的增加,臺南地區耕地的推移是由西到東慢慢的拓展,後壓迫到近山的西拉雅人的生存空間,造成19世紀西拉雅人的遷移。耕地不斷的擴展亦漸趨飽和,約莫百年的光景,本區的土地已呈現疲乏的現象,再加上人口的壓力,稻米變成無法外銷,只能臺灣人自己食用,所以稻米的市場誘因減少,此時因外交受挫而全世界稻米產量屬一屬二的緬甸、暹邏米開始輸入大陸及臺灣,臺米根本無法與他競爭,臺灣稻米價格因而下跌,這是清代臺南地區稻作跟糧運的大致情形。到了日治時代問題就複雜了,除蓬萊米帶給「米糖比價」衝擊外,更有濃厚民族主義意識的日資和本地資本的對抗,和日本舊財閥與新興工商團體之爭,臺南地區更因嘉南大圳的興建使問題更複雜。
乾隆年間以前臺南地區的糖業發展是全臺灣最發達的地區,臺南地區蔗作及糖業發達的程度不是只有在平原地區,近山的丘陵地,亦已種滿甘蔗了,「甘蔗毓於坡者如菘」是沈光文於康熙年間所見到的景色。
甘蔗的生長期以二年為最好,所以五、六月種下去,到了隔年的年底來收成這是最好的甘蔗,也就是汁最多的時候。台南地區糖業的發達還可以從糖郊數量多寡看出端倪,糖業發達也帶動臺南地區港口的發展,麻豆港、灣港、竿寮港、直加弄港、西港仔港、含西港等都是臺南地區重要的糖出口港。
清代臺南地區的鹽業發展有二個問題需要留意:一是清代的鹽場位置是會變動的。二是臺灣的鹽,當時的曬鹽,鹽的品質不如大陸,因為早期臺灣的鹽從鄭成功時代就用煎的,用煎的味道比較差,比較黑,到清代後期才改善用曬的。臺南地區適合鹽業發展與嘉南平原的氣候及沿海地形有關,說明產業發展不能忽略地理環境。
郊是清代臺灣在開港前很特殊的組織,負責臺灣沿海之間及臺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郊商大部分都是地方的頭人。行郊與港口的發展是清代臺南地區很重要的產業指標,臺南地區較健全的行郊發展在鹽水港。
行郊為何沒落?可能與河流變遷、港口淤積及1860年代臺灣開港有關,其中臺灣開港對行郊的衝擊最大,開港後將次等港口的貿易吸納過去,傳統行郊的貿易亦被洋行給取代,再加上山地過度開發以致河流改道及港口淤積,以致整個行郊沒落,甚至於聚落也跟沒落,鹽水港即是一例。
開港除了迫使行郊沒落外,對臺南地區最大的衝擊莫過於歷史地位被臺北取代,晚清臺灣最重要的三種產業是茶、糖、樟腦,由於茶跟樟腦的產地在中、北部,臺南地區只剩下蔗糖,且蔗糖本身又無法與爪哇糖競爭,但臺灣茶及樟腦在市場上較具壟斷性,較不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因此發展得很快,也帶動臺灣北部經濟的繁榮,臺灣南、北經濟地位易位,連帶也帶動了政治地位的改變。
揚棄發展至上的觀念,將產業發展帶入環境之中,並釐出兩者間的關聯性;地方研究要注意大環境的脈動,包括政治秩序、經濟體制及社會脈動的影響;地方產業史研究可以多留意家族、士紳的角色,家族史研究也應找出家族與地方發展間的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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