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張溪南：《明鄭王朝在臺南》，收錄《大臺南文化叢書1—地景文化專輯》，臺南市政府文化局，102年3月出版。
關於鄭成功的史料，中西方都有豐富的文獻和研究資料，而且許多紀錄都很貼近鄭成功的時代，如《從征實錄》的作者楊英便是鄭成功的戶官，專門負責軍隊後勤補給，從明永曆3年（1649）9月到永曆16年（1662）5月，「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採備造報」，對於鄭成功人生當中最精采的這一段人生有很詳實的記載，但因是屬於鄭成功親隨所紀錄的史料，對於鄭成功的陳述和功過難免偏頗。荷蘭史料《熱蘭遮城日誌》、《梅氏日誌》對於鄭成功轉進臺灣、圍攻普羅民遮城和熱蘭遮城時的境況，也有很貼近、真實的紀錄，但因為是敵對陣營所描寫的史料，批判和攻訐的貶抑勢所難免。這正反兩造的文獻和史料，形同互補，交相印證之下，可以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鄭成功，更客觀去解讀鄭成功，這也是探究鄭成功難得、有趣的一面。以下就簡要分析有關鄭成功的中西史料。
先從中方文獻說明，楊英的《從征實錄》是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除了《從征實錄》外，《海上見聞錄》也是研究鄭成功頗為重要的史冊，這本書的作者最早題為「鷺島道人」，經過朱希祖的考證，「鷺島道人」是阮旻錫的別號。阮旻錫是曾櫻的門人，兩人都曾經是鄭成功的部屬，書中對於鄭成功的事蹟記載也都是眼、耳親聞的第一手資料，而他的筆觸「頗多直筆」，很多事件能直率寫出，不會巧飾和避諱，這和《從征實錄》那「諱而不言」、「巧而傷直」有所不同，研究者可比對同樣事件，作交互參照。
《臺灣外紀》分10卷，共計448頁，採章回小說架構，內容從西元1604年鄭芝龍出生開始寫起，迄西元1683年施琅克臺後止。作者江日昇是福建省同安縣人，父親江美鰲曾是鄭成功舊部，日昇從小跟隨父親「遊宦嶺表，悉鄭氏行事」，再以「閩人說閩事，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的寫作態度掇拾父親轉述與福建當地巷談成書，所以基本上《臺灣外紀》並不是一本嚴謹的史書，內容頗多穿鑿附會的神怪傳說，因為作者一開始就不是要寫正史，而是想保留「閩人說閩事」的民間傳說資料，若以文學角度看，倒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鄭成功家族史的小說。但是因為早期鄭成功資料欠缺，《臺灣外紀》成為許多研究者引用的資料來源，對於形塑鄭成功的歷史形象有很大的影響，無怪乎江仁傑在《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一書中說《臺灣外紀》「與其說是一手的嚴格歷史著作，還不如說是鄭成功『神化』的早期記錄」。
明末清初的大儒黃宗羲也有《賜姓始末》傳世，雖然只有三千餘字，但言簡意賅，猶今之「大事記」寫法，黃宗羲自己也說：「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看來現在所見的是他始終沒有完成的「未備」的「始末」。對於張煌言曾作詩譏諷鄭成功轉進臺灣一事，他在最後的「史臣曰」中特別為鄭成功辯護，算是幫還來不及回應張煌言就英年早逝的鄭成功發聲。約和黃宗羲同時期撰寫和鄭成功有關的史料的尚有南安人夏琳的《閩海紀要》，從1645年寫到1683年，記事簡明，很完整鉤勒明鄭興亡的史事。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輯錄的《鄭成功傳》有四部：鄭亦鄒《鄭成功傳》、清史列傳《鄭芝龍傳》、清史稿《鄭成功傳》和匪石的《鄭成功傳》，都已不是鄭成功當代人物所寫的傳記，史料參考的信度自然就減低許多。前三部都是以「從清」的觀點來寫鄭成功，鄭亦鄒因是海澄人，對於黃梧的描寫觀點就顯然和《從征實錄》及《海上見聞錄》大異其趣。而匪石的《鄭成功傳》曾發表在孫中山鼓吹革命的宣傳刊物上，顯然有宣揚「驅逐韃虜」等民族主義的革命企圖，且內容大都採自日本有關鄭成功的著作。
清代沈雲的《臺灣鄭氏始末》成書於道光16年（1836），沈雲在自序中明言以《臺灣外紀》為藍本，將小說體改為史書體例，「並參考他書，刪其繁蕪，加以潤色」而成。而南明諸王的史料，以凌雲的《南天痕》為集大成，全書26卷，分紀略4（福王、唐王、桂王、魯王）、宗藩傳1、列傳40（史可法、黃道周、左懋第等），作者在序言說這本書是將諸名家已刻未刻文集外紀等書共974種，合而訂之，並訂正其謬誤，補其缺遺，稱「痕」字代表著南明亂世中的「血痕」、「怒痕」、「悲痕」、「刀痕」、「淚痕」、「忠痕」和「醜痕」等意涵，點出那個時代的悲慘無奈。
《張滄水詩文集》由張煌言族裔張壽鏞蒐羅勘比而成，共有9卷、8篇附錄，其中〈北征得失紀略〉記載張煌言隨鄭成功北伐南京的經過，對於這場戰役有很真實、深入的描述。而其他詩文，也大多因當時代發生的事抒懷、吟詠，如：〈上延平王書〉力諫鄭成功要志在中原不可退步取臺灣。施琅的《靖海紀事》係輯錄施琅攻臺前後約18年間對清康熙帝所呈攻臺疏文18篇，對於清鄭澎湖海戰有很詳實的記錄，但內容較偏清，對明鄭王朝多所貶抑。
因為鄭成功有日本血統，在18世紀初，日本民間就出現有關鄭成功的戲劇並造成轟動。1828年，川口長孺受水戶藩主之命編纂《臺灣鄭氏紀事》。明治維新後，鄭成功傳記大量出現，鄭成功傳記成為顯學，如：明治7年（1874）染崎延房的《國姓爺》、明治19年（1886）高崎修助強調鄭成功體現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說《鄭森偉傳‧ 明清軍談》、明治2 8 年（1895）丸山正彥的《臺灣開創鄭成功》等，這其中有對臺灣擴張勢力的企圖。
圖1：日明治28年（1895）丸山正彥著《臺灣開創鄭成功》書中插圖：田川氏在泉州城自殺。（圖片來源：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圖2：《臺灣開創鄭成功》書中插圖：鄭成功降服荷蘭人，平定臺灣城。（圖片來源：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在亞洲建立二十幾處商館，並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建城設總督，為了更有效掌握各地的貿易活動，公司董事會規定每個商館和總督間必須建立資訊傳遞網，臺灣在1624－1662年因為是這個資訊網的商館之一，許多文書、報告、信件和日誌都被送往巴達維亞城，再轉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這些檔案大部分被保存在海牙國立檔案館（Algemeen Rijksarchi ef 或簡稱 ARA），稱為「東印度公司（VOC）檔案」。這些檔案中《巴達維亞城日記》雖然有不少跟臺灣有關的紀錄，但畢竟是以巴達維亞城為中心的敘述觀點，用來研究臺灣總覺有無法窺其全貌之憾。《被遺誤的臺灣》（' t Verwaerdeloose Formosa），對於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的前後有很詳實的紀錄，被認為是議降後返回荷蘭的揆一，因被判終身流放致心有未甘，為自己辯護所寫的紀錄。
中國方面也於1962年由廈 門大學研究並出版《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 將《明實錄》、《從征實錄》、《臺灣外紀》、《張滄水詩文集》等中方史料，和《難忘的荷蘭東印度旅行記》、《荷蘭人侵佔下的臺灣》、《被遺誤的臺灣》、《巴達維亞城日誌》、《臺灣島基督教會史》等西方記錄，節錄有關鄭成功的部分一併匯輯翻譯出版。
曹永和教授是臺灣帝國大學岩生成一教授的學生，而岩生成一又是村山直次郎的高足，戰後日本教授離開了，但是荷蘭寄來的抄本還保存在臺灣大學（臺灣帝國大學）。1947年，曹永和進入臺大圖書館工作，花了十多年，用打字機打寫這些荷蘭文件的抄本。1977年，由荷蘭萊頓大學及Van denBergh van Heemsteede基金會贊助，策劃「熱蘭遮城日誌刊行國際計畫」，由包樂史（J.L. Blusse）碩士、M.E. van Opstall博士及曹永和教授主持，日本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教授和江樹生教授擔任編輯委員，網羅荷蘭、臺灣和日本三國學者合作校註出版荷文本《熱蘭遮城日誌》，曹永和貢獻出他辛苦多年自己打字的《熱蘭遮城日誌》稿本，讓出版計畫順利完成。全書從1629迄1662年止，共分4冊出版，分別於1986年、1995年、1996年 、2000 年出版。
1999年，臺南市政府取得荷蘭國家史料出版局同意，由江樹生教授將荷文《熱蘭遮城日誌》譯成中文出版，第一冊（1629－1641年）於1999年出版，第二冊（1641－1648）於2002年出版，第三冊（1648－1655）於2003年出版，第四冊（1656－1662）於2011年5月出版，歷經張燦鍙、許添財、賴清德三位市長，江樹生教授窮盡20年心力翻譯該書，提供研究鄭成功及臺灣史相當完整的第一手的荷蘭文獻，令人敬佩。荷蘭文獻的發現與出版，再度激盪鄭成功研究的火花，震撼不少學者專家，因為這些所謂的「事務報告」、「決議錄」、「商館日誌」等文件資料，其書寫的內容和架構相當務實精確，有一定的規範和書寫模式，尤其貿易物資和船隻貨物運輸方面的數量登載確實且豐富，這種書寫模式和中方史書的記載模式是不一樣的，中方文獻強調人的活動和事的發展，西方能紀錄週遭客觀環境的變化，兩相對照，有互補效用。如《熱蘭遮城日誌》有關地方議會集會的資料，收錄有1644、1646、1650、1654、1655共5次之多，每次紀錄都會將參加議會的原住民部落名稱和代表長老一一臚列紀錄，並簡述該部落發生的事，對於臺灣早期平埔族與高山族的研究彌足珍貴。
圖3：江樹生教授將荷文《熱蘭遮城日誌》譯成中文，由臺南市政府出版出版。
另外，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還保存一本《梅氏日記》的抄本，字跡清晰，無損無缺，在臺灣大學的荷蘭史料中也有保存這本日記的文件，曹永和也有打字稿，原文的標題為：「以下是用備忘錄記載中國官吏國姓爺猛烈攻擊福爾摩沙的經過情形，以及我們被俘擄的人在那期間的狀況」，文末署名：「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作者翻譯成中文為「梅氏」。梅氏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的土地測量員，在臺灣19年，鄭成功登陸後，他成為俘擄，數度擔任鄭成功與荷蘭人談判時的翻譯，他被遣回巴達維亞城時，在1662年4月17日完成這份報告（日記）。報告內容從1661年4月30日起迄1662年2月9日，在鄭荷交戰的這9個多月裡，《熱蘭遮城日誌》的撰寫者在熱蘭遮城裡，並無法真實看到赤崁及普羅民遮城這邊的境況，《梅氏日記》彌補了這個缺漏，梅氏對數據特別敏感，留下不少數據的史料，鄭荷雙方談判過程紀錄詳實，且對鄭成功當時內心的焦慮、談話神情、憤怒的肢體語言等，有很生動的描寫。中譯本也是由江樹生教授翻譯，以漢聲雜誌132期的形式出版。
圖4：《梅氏日誌》文末最後一頁署名：「P h i l i p p u s D a n i e l M e i j v a nMeijensteen」。
圖5：《梅氏日誌》中譯本也是由江樹生教授翻譯，以漢聲雜誌132期的形式出版。
近人有黃典權著《鄭成功史事研究》、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東印度事務報告》、楊彥杰著《荷據時代臺灣史》、湯錦臺著《前進福爾摩沙－17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江仁傑著《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陳錦昌著《鄭成功的臺灣時代》、傅朝卿、詹伯望合著《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翁佳音著〈重覓臺灣鄭成功大軍登臺的舞臺〉等均能分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時段切入鄭成功的研究，提出獨到之見解，頗有參考之價值。
關於鄭成功的史料，中西方都有豐富的文獻和研究資料，而且許多紀錄都很貼近鄭成功的時代，如《從征實錄》的作者楊英便是鄭成功的戶官，專門負責軍隊後勤補給，從明永曆3年（1649）9月到永曆16年（1662）5月，「凡所隨從戰征事實，挨年逐月，採備造報」，對於鄭成功人生當中最精采的這一段人生有很詳實的記載，但因是屬於鄭成功親隨所紀錄的史料，對於鄭成功的陳述和功過難免偏頗。荷蘭史料《熱蘭遮城日誌》、《梅氏日誌》對於鄭成功轉進臺灣、圍攻普羅民遮城和熱蘭遮城時的境況，也有很貼近、真實的紀錄，但因為是敵對陣營所描寫的史料，批判和攻訐的貶抑勢所難免。這正反兩造的文獻和史料，形同互補，交相印證之下，可以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鄭成功，更客觀去解讀鄭成功，這也是探究鄭成功難得、有趣的一面。以下就簡要分析有關鄭成功的中西史料。
先從中方文獻說明，楊英的《從征實錄》是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除了《從征實錄》外，《海上見聞錄》也是研究鄭成功頗為重要的史冊，這本書的作者最早題為「鷺島道人」，經過朱希祖的考證，「鷺島道人」是阮旻錫的別號。阮旻錫是曾櫻的門人，兩人都曾經是鄭成功的部屬，書中對於鄭成功的事蹟記載也都是眼、耳親聞的第一手資料，而他的筆觸「頗多直筆」，很多事件能直率寫出，不會巧飾和避諱，這和《從征實錄》那「諱而不言」、「巧而傷直」有所不同，研究者可比對同樣事件，作交互參照。
《臺灣外紀》分10卷，共計448頁，採章回小說架構，內容從西元1604年鄭芝龍出生開始寫起，迄西元1683年施琅克臺後止。作者江日昇是福建省同安縣人，父親江美鰲曾是鄭成功舊部，日昇從小跟隨父親「遊宦嶺表，悉鄭氏行事」，再以「閩人說閩事，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的寫作態度掇拾父親轉述與福建當地巷談成書，所以基本上《臺灣外紀》並不是一本嚴謹的史書，內容頗多穿鑿附會的神怪傳說，因為作者一開始就不是要寫正史，而是想保留「閩人說閩事」的民間傳說資料，若以文學角度看，倒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鄭成功家族史的小說。但是因為早期鄭成功資料欠缺，《臺灣外紀》成為許多研究者引用的資料來源，對於形塑鄭成功的歷史形象有很大的影響，無怪乎江仁傑在《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一書中說《臺灣外紀》「與其說是一手的嚴格歷史著作，還不如說是鄭成功『神化』的早期記錄」。
明末清初的大儒黃宗羲也有《賜姓始末》傳世，雖然只有三千餘字，但言簡意賅，猶今之「大事記」寫法，黃宗羲自己也說：「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看來現在所見的是他始終沒有完成的「未備」的「始末」。對於張煌言曾作詩譏諷鄭成功轉進臺灣一事，他在最後的「史臣曰」中特別為鄭成功辯護，算是幫還來不及回應張煌言就英年早逝的鄭成功發聲。約和黃宗羲同時期撰寫和鄭成功有關的史料的尚有南安人夏琳的《閩海紀要》，從1645年寫到1683年，記事簡明，很完整鉤勒明鄭興亡的史事。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輯錄的《鄭成功傳》有四部：鄭亦鄒《鄭成功傳》、清史列傳《鄭芝龍傳》、清史稿《鄭成功傳》和匪石的《鄭成功傳》，都已不是鄭成功當代人物所寫的傳記，史料參考的信度自然就減低許多。前三部都是以「從清」的觀點來寫鄭成功，鄭亦鄒因是海澄人，對於黃梧的描寫觀點就顯然和《從征實錄》及《海上見聞錄》大異其趣。而匪石的《鄭成功傳》曾發表在孫中山鼓吹革命的宣傳刊物上，顯然有宣揚「驅逐韃虜」等民族主義的革命企圖，且內容大都採自日本有關鄭成功的著作。
清代沈雲的《臺灣鄭氏始末》成書於道光16年（1836），沈雲在自序中明言以《臺灣外紀》為藍本，將小說體改為史書體例，「並參考他書，刪其繁蕪，加以潤色」而成。而南明諸王的史料，以凌雲的《南天痕》為集大成，全書26卷，分紀略4（福王、唐王、桂王、魯王）、宗藩傳1、列傳40（史可法、黃道周、左懋第等），作者在序言說這本書是將諸名家已刻未刻文集外紀等書共974種，合而訂之，並訂正其謬誤，補其缺遺，稱「痕」字代表著南明亂世中的「血痕」、「怒痕」、「悲痕」、「刀痕」、「淚痕」、「忠痕」和「醜痕」等意涵，點出那個時代的悲慘無奈。
《張滄水詩文集》由張煌言族裔張壽鏞蒐羅勘比而成，共有9卷、8篇附錄，其中〈北征得失紀略〉記載張煌言隨鄭成功北伐南京的經過，對於這場戰役有很真實、深入的描述。而其他詩文，也大多因當時代發生的事抒懷、吟詠，如：〈上延平王書〉力諫鄭成功要志在中原不可退步取臺灣。施琅的《靖海紀事》係輯錄施琅攻臺前後約18年間對清康熙帝所呈攻臺疏文18篇，對於清鄭澎湖海戰有很詳實的記錄，但內容較偏清，對明鄭王朝多所貶抑。
因為鄭成功有日本血統，在18世紀初，日本民間就出現有關鄭成功的戲劇並造成轟動。1828年，川口長孺受水戶藩主之命編纂《臺灣鄭氏紀事》。明治維新後，鄭成功傳記大量出現，鄭成功傳記成為顯學，如：明治7年（1874）染崎延房的《國姓爺》、明治19年（1886）高崎修助強調鄭成功體現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說《鄭森偉傳‧ 明清軍談》、明治2 8 年（1895）丸山正彥的《臺灣開創鄭成功》等，這其中有對臺灣擴張勢力的企圖。
圖1：日明治28年（1895）丸山正彥著《臺灣開創鄭成功》書中插圖：田川氏在泉州城自殺。（圖片來源：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圖2：《臺灣開創鄭成功》書中插圖：鄭成功降服荷蘭人，平定臺灣城。（圖片來源：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1602年，在亞洲建立二十幾處商館，並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建城設總督，為了更有效掌握各地的貿易活動，公司董事會規定每個商館和總督間必須建立資訊傳遞網，臺灣在1624－1662年因為是這個資訊網的商館之一，許多文書、報告、信件和日誌都被送往巴達維亞城，再轉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這些檔案大部分被保存在海牙國立檔案館（Algemeen Rijksarchi ef 或簡稱 ARA），稱為「東印度公司（VOC）檔案」。這些檔案中《巴達維亞城日記》雖然有不少跟臺灣有關的紀錄，但畢竟是以巴達維亞城為中心的敘述觀點，用來研究臺灣總覺有無法窺其全貌之憾。《被遺誤的臺灣》（' t Verwaerdeloose Formosa），對於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的前後有很詳實的紀錄，被認為是議降後返回荷蘭的揆一，因被判終身流放致心有未甘，為自己辯護所寫的紀錄。
中國方面也於1962年由廈 門大學研究並出版《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 將《明實錄》、《從征實錄》、《臺灣外紀》、《張滄水詩文集》等中方史料，和《難忘的荷蘭東印度旅行記》、《荷蘭人侵佔下的臺灣》、《被遺誤的臺灣》、《巴達維亞城日誌》、《臺灣島基督教會史》等西方記錄，節錄有關鄭成功的部分一併匯輯翻譯出版。
曹永和教授是臺灣帝國大學岩生成一教授的學生，而岩生成一又是村山直次郎的高足，戰後日本教授離開了，但是荷蘭寄來的抄本還保存在臺灣大學（臺灣帝國大學）。1947年，曹永和進入臺大圖書館工作，花了十多年，用打字機打寫這些荷蘭文件的抄本。1977年，由荷蘭萊頓大學及Van denBergh van Heemsteede基金會贊助，策劃「熱蘭遮城日誌刊行國際計畫」，由包樂史（J.L. Blusse）碩士、M.E. van Opstall博士及曹永和教授主持，日本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教授和江樹生教授擔任編輯委員，網羅荷蘭、臺灣和日本三國學者合作校註出版荷文本《熱蘭遮城日誌》，曹永和貢獻出他辛苦多年自己打字的《熱蘭遮城日誌》稿本，讓出版計畫順利完成。全書從1629迄1662年止，共分4冊出版，分別於1986年、1995年、1996年 、2000 年出版。
1999年，臺南市政府取得荷蘭國家史料出版局同意，由江樹生教授將荷文《熱蘭遮城日誌》譯成中文出版，第一冊（1629－1641年）於1999年出版，第二冊（1641－1648）於2002年出版，第三冊（1648－1655）於2003年出版，第四冊（1656－1662）於2011年5月出版，歷經張燦鍙、許添財、賴清德三位市長，江樹生教授窮盡20年心力翻譯該書，提供研究鄭成功及臺灣史相當完整的第一手的荷蘭文獻，令人敬佩。荷蘭文獻的發現與出版，再度激盪鄭成功研究的火花，震撼不少學者專家，因為這些所謂的「事務報告」、「決議錄」、「商館日誌」等文件資料，其書寫的內容和架構相當務實精確，有一定的規範和書寫模式，尤其貿易物資和船隻貨物運輸方面的數量登載確實且豐富，這種書寫模式和中方史書的記載模式是不一樣的，中方文獻強調人的活動和事的發展，西方能紀錄週遭客觀環境的變化，兩相對照，有互補效用。如《熱蘭遮城日誌》有關地方議會集會的資料，收錄有1644、1646、1650、1654、1655共5次之多，每次紀錄都會將參加議會的原住民部落名稱和代表長老一一臚列紀錄，並簡述該部落發生的事，對於臺灣早期平埔族與高山族的研究彌足珍貴。
圖3：江樹生教授將荷文《熱蘭遮城日誌》譯成中文，由臺南市政府出版出版。
另外，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還保存一本《梅氏日記》的抄本，字跡清晰，無損無缺，在臺灣大學的荷蘭史料中也有保存這本日記的文件，曹永和也有打字稿，原文的標題為：「以下是用備忘錄記載中國官吏國姓爺猛烈攻擊福爾摩沙的經過情形，以及我們被俘擄的人在那期間的狀況」，文末署名：「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作者翻譯成中文為「梅氏」。梅氏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的土地測量員，在臺灣19年，鄭成功登陸後，他成為俘擄，數度擔任鄭成功與荷蘭人談判時的翻譯，他被遣回巴達維亞城時，在1662年4月17日完成這份報告（日記）。報告內容從1661年4月30日起迄1662年2月9日，在鄭荷交戰的這9個多月裡，《熱蘭遮城日誌》的撰寫者在熱蘭遮城裡，並無法真實看到赤崁及普羅民遮城這邊的境況，《梅氏日記》彌補了這個缺漏，梅氏對數據特別敏感，留下不少數據的史料，鄭荷雙方談判過程紀錄詳實，且對鄭成功當時內心的焦慮、談話神情、憤怒的肢體語言等，有很生動的描寫。中譯本也是由江樹生教授翻譯，以漢聲雜誌132期的形式出版。
圖4：《梅氏日誌》文末最後一頁署名：「P h i l i p p u s D a n i e l M e i j v a nMeijensteen」。
圖5：《梅氏日誌》中譯本也是由江樹生教授翻譯，以漢聲雜誌132期的形式出版。
近人有黃典權著《鄭成功史事研究》、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東印度事務報告》、楊彥杰著《荷據時代臺灣史》、湯錦臺著《前進福爾摩沙－17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江仁傑著《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陳錦昌著《鄭成功的臺灣時代》、傅朝卿、詹伯望合著《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翁佳音著〈重覓臺灣鄭成功大軍登臺的舞臺〉等均能分別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時段切入鄭成功的研究，提出獨到之見解，頗有參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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