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學電子報〉第185期（學術文摘）五條港區的廟境與聯境組織
節錄自鄭道聰：《大臺南的西城故事》，收入《大臺南文化叢書第1輯—地景文化專輯》，臺南市政府文化局，102年3月出版，頁92-102。
府城廟宇依其組織及祭祀圈區域大小，可分為「官廟」、「境廟」及「私廟」三種。「官廟」屬官方祀典，或由官建、倡修的廟宇，如孔子廟、府城隍、縣城隍、祀典大天后宮、祀典武廟、祀典興濟宮、祀典延平郡王祠、山川壇、社稷壇等，在五條港渡頭區內則有海安宮、接官亭風神廟等，一般這些廟宇的祭祀圈屬全城性質，又被稱為「公廟」，因此多不在聯境組織內。「境廟」則為街市舖戶、居民所共同崇祀並管理的廟宇，祭祀圈依街市規模而設定，在五條港區可說每條街都有境廟，如北勢街前後即有藥王廟、金華府、水仙宮等三間廟。但在南邊的南廠保安宮，則地處偏僻因此祭祀圈較為遼闊，可分為南頭角、中頭角、北頭角等。而在境廟祭祀圈另有信徒迎奉興建的廟壇，則被稱為「私廟」，基本上祭祀活動是由神明會來組織參與，廟壇的維持並非來自祭祀圈內舖戶住民的「丁口錢」，但廟壇活動逐漸融入街境內，街民舖戶亦會漸參與祭祀活動，廟壇則提昇為角頭廟的形態，亦扮演著推動地方公共事務的角色，在五條港中處處可見這類廟宇。
圖1：臺南市古西海岸地形示意圖／學甲陳桂記宗祠提供。
（一）五條港街境祭祀圈簡介
五條港各街廟係由各祖籍地移民由原鄉迎奉香火至此建立。各街廟乃移民或商團的守護廟宇，做為團結認同凝聚力量的中心，每間廟宇都有其特定祭祀信仰的領域，通常街境來劃分廟境。而「廟境」即所謂的祭祀圈，「祭祀圈」是指涉一定的地域空間，在此範圍內所有舖戶住民皆有共同的義務參與祭祀組織與祭祀活動。較確切的定義為：「以一個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
其中以收丁錢、安營及巡境，最能界定祭祀圈的範圍，其他如皆可跨越祭祀圈的範圍之外，如頭家、爐主，有時未必是街境的人是擔任。迎請神明也可由境外的人來迎請。在五條港街廟即是一種空間概念的祭祀圈，也是一種識別租籍或行業分類的地緣組織，但隨著經濟圈的擴展，從最初以神明信仰來結合地域內人羣的聚合方式，在同一圈內的人群多是同姓氏或同祖籍，後來祭祀圈內逐漸結合不同祖籍與不同姓氏的人群，形成共同信仰的空間社群。在祭祀圈內無論是原來的住民或新加入的住戶，其範圍一定有一清楚的界線，界線內的居民有義務和權利參與共同的祭祀。
街廟即是一種空間概念的祭祀圈，也是一種識別租籍或行業分類的地緣組織，但隨著經濟圈的擴展，從最初以神明信仰來結合地域內人羣的聚合方式，在同一圈內的人群多是同姓氏或同祖籍，後來祭祀圈內逐漸結合不同祖籍與不同姓氏的人群，形成共同信仰的空間社群。在祭祀圈內無論是原來的住民或新加入的住戶，其範圍一定有一清楚的界線，界線內的居民有義務和權利參與共同的祭祀。
圖2：光緒二年（1876），重興開基武廟外境郊舖紳士捐金碑記。
圖3：光緒二年（1876），重興開基武廟內境郊舖紳士捐金碑記。
由以上兩塊碑文中可看出，開基武廟有明確的祭祀地域範圍，在範圍內的行舖稱為「內境」或「本境」，屬境外的行舖捐贈者稱為「外境」。此次重興顯然是本境行舖所發起的，所以在碑刻的最後落款上寫著「重興事首蘇玉興、鼎聯隆、吳萬泉、義芳號、吳鼎泰」而其中蘇玉興、鼎聯隆、吳萬泉、義芳號均各捐一百大元，相較於三郊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各捐銀五十大元，可看出境內的行舖對修建廟宇出資比外境較為踴躍。
在府城及五條港廟宇之間互相結盟往來，皆以境名相稱，俗稱「交陪境」，「交陪」是指互相往來結盟酬神之意。此種交陪亦分等級類型，如是誼廟性質，遇神明聖誕則致贈花圈以示慶賀。如是交陪境者於每年各廟主祀神之聖誕前夕，各交陪境需前往祝壽，俗稱「插燭」，並有設平安宴款待，如遇交陪境廟宇有重修或是建醮等大事時，與之交陪境的各廟宇則需襄贊慶典費用或贈送神桌、燭臺與匾額等器物。以景福祠而言，交陪境廟宇有大天后宮、崇福宮、普濟殿、金華府、水仙宮、金安宮等。此外，因區內許多境廟是由碼頭工人所建，基於業緣關係，廟宇若逢大建醮慶典等，彼此也會互相幫忙，或因而產生衝突，便曾有南沙宮建醮，崇福宮的大崙蔡前往幫忙，途經西羅殿而與郭姓工人發生衝突的案例。
由於大天后宮是三郊管理的公廟，因此與府城各境廟也會產生互動關係，道光十年（1830）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即記載：「開基武廟捐銀十七員．．普濟殿．．各捐銀十員．．媽祖樓捐佛銀九員．．。」上述雖以廟名捐款，其實亦代表該廟境眾捐輸贊修，也顯示了大天后宮在臺南廟宇的地位。
（二）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
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事件之後，臺灣知府洪毓琛基於防衛之需，擴大推行民勇與廟境結合成「聯境」組織，而有了區、段的設置，各段設總簽首一至二人，由總簽首統率民勇依段協防。當時城外區分為南、北兩段，由三協境、七合境負責守北段五條港區，四安境衛守小西門內外。同治五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下令設置保甲局時，各境主廟，自然成為保甲所在地，於是寺廟不但成為信仰中心，更成為民防中心。
聯境組織與民勇有密切的關連，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府城外五條港區碼頭工人組織義軍，協助官兵維持治安，此後經嘉慶年間的蔡牽事件，道光年間的許尚、張丙事件，府城民團力量乃趨於定型，其經費及組織皆仰賴眾廟境之力才得以落實，因此廟境與民勇得而結合在一起。迨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之後，為防宵小乘機作亂，由「城內八坊八十二境」分段協守，乃至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擴大成聯境組織，而有區段之設置，「民勇、廟境、城段」的關係乃告成熟成。此純係由廟境聯合協助治安防衛，官方的行政劃分是不同的。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府城守城軍力衰退，三郊沒落，故而由境廟聯合起來，組成聯境組織，共同維持地方安全。並推舉其中財力最雄厚，規模最大，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寺廟為首，稱為聯境主廟。清末府城城內以及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計有二十一境、十八境、八協境、六合境、八吉境、六興境、六和境、四安境、三協境、七合境等十個聯境。其中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是四安境、三協境和七合境。四安境的境主廟為良皇宮，參加的廟宇，有保安宮、沙陶宮、檺林宮、海防廳土地廟等四廟，負責小西門及外新港等城門及港道的安全。而三協境的境主廟為風神廟，成員有南沙宮、金華府、藥王廟等三間宇廟，負責維護南勢、南河二港道的安全。七合境的境主廟為集福宮，但普濟殿的財力最大，除此二廟外，尚有媽祖樓、金安宮、崇福宮、景福祠、聖君廟，粗糠嵻崎土地廟等六廟，負責維持佛頭港、新港墘港、兌悅門等外城門及港道的安全。這些聯境組織，為清末同治、光緒年間，維護五條港區的重要防禦單位。
圖4：三協境金華府。
府城的聯境組織並非依官方所強制劃分，大致上是以寺廟信仰的範圍、地理環境作為基礎，與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利害關係相當密切。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的聯境界線，大體如下，七合境：東以城垣，與十八境、六和境為界。南與北城街，三協境為界。三協境則是：東以城垣，與六和境、六興境為界，北與七合境為界，南以新興街，與四安境為界。而負責小西門內外的四安境則是：東與八吉境為，界北與六興境、三協境為界。
節錄自鄭道聰：《大臺南的西城故事》，收入《大臺南文化叢書第1輯—地景文化專輯》，臺南市政府文化局，102年3月出版，頁92-102。
府城廟宇依其組織及祭祀圈區域大小，可分為「官廟」、「境廟」及「私廟」三種。「官廟」屬官方祀典，或由官建、倡修的廟宇，如孔子廟、府城隍、縣城隍、祀典大天后宮、祀典武廟、祀典興濟宮、祀典延平郡王祠、山川壇、社稷壇等，在五條港渡頭區內則有海安宮、接官亭風神廟等，一般這些廟宇的祭祀圈屬全城性質，又被稱為「公廟」，因此多不在聯境組織內。「境廟」則為街市舖戶、居民所共同崇祀並管理的廟宇，祭祀圈依街市規模而設定，在五條港區可說每條街都有境廟，如北勢街前後即有藥王廟、金華府、水仙宮等三間廟。但在南邊的南廠保安宮，則地處偏僻因此祭祀圈較為遼闊，可分為南頭角、中頭角、北頭角等。而在境廟祭祀圈另有信徒迎奉興建的廟壇，則被稱為「私廟」，基本上祭祀活動是由神明會來組織參與，廟壇的維持並非來自祭祀圈內舖戶住民的「丁口錢」，但廟壇活動逐漸融入街境內，街民舖戶亦會漸參與祭祀活動，廟壇則提昇為角頭廟的形態，亦扮演著推動地方公共事務的角色，在五條港中處處可見這類廟宇。
圖1：臺南市古西海岸地形示意圖／學甲陳桂記宗祠提供。
（一）五條港街境祭祀圈簡介
五條港各街廟係由各祖籍地移民由原鄉迎奉香火至此建立。各街廟乃移民或商團的守護廟宇，做為團結認同凝聚力量的中心，每間廟宇都有其特定祭祀信仰的領域，通常街境來劃分廟境。而「廟境」即所謂的祭祀圈，「祭祀圈」是指涉一定的地域空間，在此範圍內所有舖戶住民皆有共同的義務參與祭祀組織與祭祀活動。較確切的定義為：「以一個主祭神為中心．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
其中以收丁錢、安營及巡境，最能界定祭祀圈的範圍，其他如皆可跨越祭祀圈的範圍之外，如頭家、爐主，有時未必是街境的人是擔任。迎請神明也可由境外的人來迎請。在五條港街廟即是一種空間概念的祭祀圈，也是一種識別租籍或行業分類的地緣組織，但隨著經濟圈的擴展，從最初以神明信仰來結合地域內人羣的聚合方式，在同一圈內的人群多是同姓氏或同祖籍，後來祭祀圈內逐漸結合不同祖籍與不同姓氏的人群，形成共同信仰的空間社群。在祭祀圈內無論是原來的住民或新加入的住戶，其範圍一定有一清楚的界線，界線內的居民有義務和權利參與共同的祭祀。
街廟即是一種空間概念的祭祀圈，也是一種識別租籍或行業分類的地緣組織，但隨著經濟圈的擴展，從最初以神明信仰來結合地域內人羣的聚合方式，在同一圈內的人群多是同姓氏或同祖籍，後來祭祀圈內逐漸結合不同祖籍與不同姓氏的人群，形成共同信仰的空間社群。在祭祀圈內無論是原來的住民或新加入的住戶，其範圍一定有一清楚的界線，界線內的居民有義務和權利參與共同的祭祀。
圖2：光緒二年（1876），重興開基武廟外境郊舖紳士捐金碑記。
圖3：光緒二年（1876），重興開基武廟內境郊舖紳士捐金碑記。
由以上兩塊碑文中可看出，開基武廟有明確的祭祀地域範圍，在範圍內的行舖稱為「內境」或「本境」，屬境外的行舖捐贈者稱為「外境」。此次重興顯然是本境行舖所發起的，所以在碑刻的最後落款上寫著「重興事首蘇玉興、鼎聯隆、吳萬泉、義芳號、吳鼎泰」而其中蘇玉興、鼎聯隆、吳萬泉、義芳號均各捐一百大元，相較於三郊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各捐銀五十大元，可看出境內的行舖對修建廟宇出資比外境較為踴躍。
在府城及五條港廟宇之間互相結盟往來，皆以境名相稱，俗稱「交陪境」，「交陪」是指互相往來結盟酬神之意。此種交陪亦分等級類型，如是誼廟性質，遇神明聖誕則致贈花圈以示慶賀。如是交陪境者於每年各廟主祀神之聖誕前夕，各交陪境需前往祝壽，俗稱「插燭」，並有設平安宴款待，如遇交陪境廟宇有重修或是建醮等大事時，與之交陪境的各廟宇則需襄贊慶典費用或贈送神桌、燭臺與匾額等器物。以景福祠而言，交陪境廟宇有大天后宮、崇福宮、普濟殿、金華府、水仙宮、金安宮等。此外，因區內許多境廟是由碼頭工人所建，基於業緣關係，廟宇若逢大建醮慶典等，彼此也會互相幫忙，或因而產生衝突，便曾有南沙宮建醮，崇福宮的大崙蔡前往幫忙，途經西羅殿而與郭姓工人發生衝突的案例。
由於大天后宮是三郊管理的公廟，因此與府城各境廟也會產生互動關係，道光十年（1830）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即記載：「開基武廟捐銀十七員．．普濟殿．．各捐銀十員．．媽祖樓捐佛銀九員．．。」上述雖以廟名捐款，其實亦代表該廟境眾捐輸贊修，也顯示了大天后宮在臺南廟宇的地位。
（二）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
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事件之後，臺灣知府洪毓琛基於防衛之需，擴大推行民勇與廟境結合成「聯境」組織，而有了區、段的設置，各段設總簽首一至二人，由總簽首統率民勇依段協防。當時城外區分為南、北兩段，由三協境、七合境負責守北段五條港區，四安境衛守小西門內外。同治五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下令設置保甲局時，各境主廟，自然成為保甲所在地，於是寺廟不但成為信仰中心，更成為民防中心。
聯境組織與民勇有密切的關連，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府城外五條港區碼頭工人組織義軍，協助官兵維持治安，此後經嘉慶年間的蔡牽事件，道光年間的許尚、張丙事件，府城民團力量乃趨於定型，其經費及組織皆仰賴眾廟境之力才得以落實，因此廟境與民勇得而結合在一起。迨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之後，為防宵小乘機作亂，由「城內八坊八十二境」分段協守，乃至同治元年戴潮春事件，擴大成聯境組織，而有區段之設置，「民勇、廟境、城段」的關係乃告成熟成。此純係由廟境聯合協助治安防衛，官方的行政劃分是不同的。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府城守城軍力衰退，三郊沒落，故而由境廟聯合起來，組成聯境組織，共同維持地方安全。並推舉其中財力最雄厚，規模最大，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寺廟為首，稱為聯境主廟。清末府城城內以及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計有二十一境、十八境、八協境、六合境、八吉境、六興境、六和境、四安境、三協境、七合境等十個聯境。其中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是四安境、三協境和七合境。四安境的境主廟為良皇宮，參加的廟宇，有保安宮、沙陶宮、檺林宮、海防廳土地廟等四廟，負責小西門及外新港等城門及港道的安全。而三協境的境主廟為風神廟，成員有南沙宮、金華府、藥王廟等三間宇廟，負責維護南勢、南河二港道的安全。七合境的境主廟為集福宮，但普濟殿的財力最大，除此二廟外，尚有媽祖樓、金安宮、崇福宮、景福祠、聖君廟，粗糠嵻崎土地廟等六廟，負責維持佛頭港、新港墘港、兌悅門等外城門及港道的安全。這些聯境組織，為清末同治、光緒年間，維護五條港區的重要防禦單位。
圖4：三協境金華府。
府城的聯境組織並非依官方所強制劃分，大致上是以寺廟信仰的範圍、地理環境作為基礎，與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利害關係相當密切。五條港區的聯境組織的聯境界線，大體如下，七合境：東以城垣，與十八境、六和境為界。南與北城街，三協境為界。三協境則是：東以城垣，與六和境、六興境為界，北與七合境為界，南以新興街，與四安境為界。而負責小西門內外的四安境則是：東與八吉境為，界北與六興境、三協境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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