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學》電子報 第187期(學術文摘)-媽祖信仰源流
節錄自《大臺南文化叢書-信仰文化專輯-臺南媽祖信仰研究》,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年12月初版,頁18-37。

第二章:臺南媽祖信仰歷史

臺南為開臺首府,移民拓墾的起點,明鄭時期媽祖信仰在此奠基;清領時期,因官方的推波助瀾與郊商護持,媽祖信仰得以迅速拓展;日治時期,在殖民政府統治之下,尤以寺廟整理與寺廟神昇天運動的執行,使得媽祖信仰受到極大的衝擊;戰後,媽祖宮廟多有重建或藉由政治活動逐漸復甦,其後,隨著經濟發展與本土化的興起,而再現蓬勃。

荷鄭時期臺南的媽祖信仰

自宋、元以後,閩粵漢人漸往臺灣、南洋等地,為祈求航行順利,因此多以媽祖為航海守護神。臺灣本島最早的媽祖廟在文獻上未有明確的記載,根據石萬壽的研究,建於鄭成功來臺以前者只有魍港天妃宮,魍港是 17 世紀臺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早在荷蘭占領臺灣以前,已是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會和交易的重要港口,故此石萬壽將魍港天妃宮的創建的年代追溯至明崇禎年間。但是否明鄭時期前臺灣的媽祖信仰僅在魍港,還有待商榷,畢竟臺灣在荷蘭時期的開發,主要的範圍仍以臺南市為中心,既然魍港建有媽祖廟,實無道理當時為主要開發地區的臺南,無媽祖信仰的存在。
明永曆 15 年(1661),鄭成功取代荷蘭,成為治臺的政權。因明朝普遍崇祀玄天上帝,相傳玄天上帝為北極星化身,具有指引方向的功能,故有學者便提出明鄭崇真武而排斥媽祖之說,認為明鄭並無建廟奉媽祖,然卻也有學者提出質疑,以為其時東南沿海各省早已奉媽祖為海神,鄭成功崛起東南海上,軍中水師多為漳泉子弟,故不可能無奉祀媽祖。儘管媽祖與玄天上帝同屬海神性格,明鄭仍多以玄天上帝為護國家神,相較之下媽祖地位始終不如真武。

清領時期臺南媽祖信仰的擴張

清初漢人陸續移入,清廷與地方官員基於政治上考量不斷提升媽祖的地位,康熙 22年(1683),施琅攻取臺灣,運用媽祖顯靈的傳說助長軍威,且為避免功高震主,遂將平臺功績歸諸於媽祖顯靈助佑,康熙 23 年(1684),奏請清廷晉封媽祖為天后,由總兵吳英鳩工改建大天后宮,為全臺首座官建媽祖廟,康熙 59 年(1720),將媽祖列祀春秋祭典,之後清廷對媽祖屢有封號或賜匾。清初民變頻仍時,朝廷官員常藉以媽祖名義平定戰亂,將戰功歸於天后庇佑,在朝廷的推波助瀾下,媽祖信仰得到空前的發展。
乾隆時期,媽祖信仰也隨著拓墾而逐漸擴張。嘉慶時期,媽祖廟在臺南地區仍持續建立,廟宇數量亦不斷增加。嘉慶後,官方倡建色彩逐漸褪去,廟宇的建置也多由各地士紳郊商或居民主其事。道光以後,臺南地區的媽祖信仰也因府城居民迎北港媽祖此一宗教盛事,而讓媽祖信仰更加鼎盛。
清時仰賴貿易活動的郊商,藉貿易而獲得財富,利用這些財富投入地方公共事務,以雍正年間崛起的「三郊」最具代表。臺南地區便有多座媽祖廟是直接或間接由郊商捐輸資金興建整修,或支以香油祭祀之經費,如大天后宮、海安宮、溫陵媽廟、鹿耳門天后宮等便皆由三郊護持,再者又如鹽水護庇宮亦與郊商關係甚為密切,而郊商所迎奉其各行業媽祖,如三郊媽、布郊媽、水郊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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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隨其傳說不斷擴大,圖為敘述媽祖靈顯事蹟的彩繪壁畫。


日治時期臺南媽祖信仰的轉變

第 1 時期為 1895 年~1914年
日本治臺之初,全臺各地陸續發生武裝抗日活動,臺南地區的許多廟宇也多作為臨時的軍事用途。1895 年日軍於安平開臺天后宮內屠殺清兵和抗日份子,以致廟宇頹廢,原廟中神像分祀於安平各廟,後廟地被用為安平關稅宿舍;府城的溫陵祖廟與媽祖樓廟分別被挪為臺南郵便電信局以及臺南警察署派出所;又如善化慶安宮被用作灣裡警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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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開臺天后宮原址位於今石門國小校內,昔以官廟地位受祀,日治初期因廟堂染血,而致廢墮。

日人在臺展開布教活動,亦有不少媽祖廟尋求來臺日本佛教的保護,如臺南大天后宮便曾與日本曹洞宗簽約,成為其下屬寺廟。其後,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為免招致民怨,遂於明治 29 年(1896)發布對臺保存臺灣固有宮廟寺院的諭告,保障臺灣宗教的發展。明治 32 年(1899),全臺局勢大致趨於穩定後,總督府下令將占用寺廟歸還百姓,各地寺廟才漸恢復宗教活動。

第2時期為 1915 年~1930 年
大正 4 年(1915),余清芳等人透過鸞堂西來庵舉事,日本於同年發布「臺南祕第九四三號」文書,要求臺南廳內各公學校對其區內之本土寺廟作整體調查,大正 8 年(1919)彙編成《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鉅細靡遺的記錄臺灣宗教現況,提供殖民政府統治的重要參考。
大正年間,日本在臺灣推行一系列的公共建設與經濟計畫逐見成效,社會繁榮,各地迎神賽會、進香活動熱絡,日本各地領導長官也透過宗教活動的參與拉近與民眾間的距離。如據大正 12 年 5 月 15 日《日日新報》記載,當時大天后宮與武廟之祭典同日舉行,而到場參與者便包括自村田司令部松也步兵第二聯隊長、吉岡州知事、猪股警務部長等多位日本官員;又如大正 15 年(1926),為了配合臺南運河開通典禮,大天后宮擴大辦理迎媽祖活動,轟動全臺。

第 3 時期為 1930 年~1945 年
昭和 12 年(1937)中日戰爭,總督府展開「皇民化運動」,並高倡「國有神社、家有神棚」,在全臺各地廣設神社,提倡日本神道,透過「寺廟整理」與「寺廟神昇天」運動瓦解臺灣民間信仰。昭和 13 年(1938)進行的「寺廟整理運動」,當時如溫陵廟被變賣給延平企業公司;鹽埕天后宮被徵收為鹽埕公學校用地;朝興宮於昭和 10 年(1935)則因日人擴張神社外苑,迫其遷與銀同祖廟合祀;鐵線橋通濟宮、新化朝天宮等被強行拆除;善化慶安宮於昭和 17 年(1942)拆建改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白河福安宮亦於嘉義大地震中被震毀後,日人順勢推舟,改建為白河警察派出所之八保聯合保甲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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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陵廟在日治時期被日人侵吞廟產後,與朝興宮建廟合祀,今稱為「朝興宮溫陵廟」。

戰後臺南媽祖信仰的發展

戰後初期,國民黨大量的軍民由大陸移防臺灣,各地的廟宇成了軍眷的臨時棲居之地,如 1945 年 10 月,62 軍軍眷占住臺南大天后宮,影響香火,引發了居民不滿,為免造成更多的民怨,石覺將軍於民國 38 年(1949)下令軍眷不得占住廟宇。民國 38 年(1949),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失利,撤退來臺,同時頒布戒嚴,凍結憲法部分條文,也修正宗教自由的政策,將民間廟會活動冠以迷信、鋪張、浪費的形象,查禁活動,民國 52 年(1963),再公布實施「臺灣省改善民間習俗辦法」,使得臺灣媽祖廟原先的祭祀,以及進香、遶境等活動皆受到極大的壓抑。
儘管戒嚴時期對於民間宗教活動有諸多限制,民間廟宇亦多有「變通」將宗教慶典或遶境與政治活動相配合,如該時期媽祖樓、金安宮等廟便以開國紀念名義,舉辦遶境,而府城媽祖遶境也將純粹的宗教活動,冠上慶祝總統就職乃至於聲援西藏抗暴為由舉行。演變到近幾十年,不乏有廟宇是以地方首長任期為期,間隔辦理各種祭典遶境。
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全臺廟宇興起了一股重修擴建的風潮,許多原本奉於私宅或是神明會的祀神在此時也因民眾更有餘裕負擔地方廟宇的整修興建而大舉興廟奉祀,臺灣廟宇數量呈現大幅度的成長,不少新興的媽祖廟是在此一經濟蓬勃時期所興建,不過多為小型媽祖廟居多。
民國 76 年(1987)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開啟臺灣媽祖回湄洲「娘家」的熱潮,臺南多座媽祖廟亦赴湄洲祖廟進香建立關係,或至湄洲分迎香火,來增強廟宇的媽祖信仰。兩岸宗教的交流擴及文化層面,如民國 82 年(1993),鹿耳門聖母廟便與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共同舉辦「大陸媽祖信仰文物展」。民國 86 年(1997),湄洲媽祖來臺遶境,由大天后宮會同臺灣多座廟宇具名邀請,並負責迎送,媽祖信仰在海峽兩岸交流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大陸在歷經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湄洲祖廟幾乎被毀,兩岸開放後,臺灣媽祖廟前往進香,協助重建。1998 年湄洲祖廟增建南軸線,氣勢磅薄的建築群,即是來自臺灣各地媽祖廟的捐款所建。除此之外,包括賢良港天后祖祠、泉州天后宮、莆田文峰宮等多座媽祖廟,也都有來自臺灣媽祖廟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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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天后宮重建得到來自臺灣各媽祖廟的捐款不少。

1980 年代,本土文化興起,臺灣民間信仰與民俗活動具有濃厚的本土化色彩,重新獲得重視與提倡,而臺南為文化古都,對於本土文化的研究推廣更是不遺餘力。政府文化單位,上至文建會(今文化部),下至地方政府文化局以至區域層級的行政單位皆致力於地方文化與宗教活動。各具地方特色的廟會活動不僅凝聚社區意識,吸引各地信徒與觀光客的參與,促進文化觀光的發展。今臺南許多媽祖廟的祭典或遶境活動,已跨越單純宗教層面,結合歷史、文化、觀光等多面向發展,為媽祖信仰文化增添深度,豐碩了臺南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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