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站]試溯「南瀛」一辭源

文/邵宥綦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一〈開闢記〉謂:「按史(司馬遷《史記》),秦始皇命徐福求海上三神山,去而不返;又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或曰,蓬萊、方丈為日本、琉球,而臺灣則瀛洲也;語雖鑿空,言頗近理。」則雖「瀛洲」之稱古已有之,將此「鑿空」之語「近理」推測為臺灣,則是相當晚近的事;若略為翻檢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的台灣文獻叢刊,可以察覺瀛洲一辭代指台灣,大約是在清朝中葉以後,道咸同光年間始為大盛,如光緒年間黃曉墀著《台灣生番記事》有「談到『瀛洲』客不知,雞籠、鹿耳海環之」之語,同治年間福建巡撫徐宗幹著有《『瀛洲』校士錄》一書,遍收臺地墨客詩文,等等。

至於「南瀛」一辭,雖然此時也已出現,但其實也是臺灣的代稱,如《台灣詩鈔》陳枕山〈追懷劉壯肅公〉詩留有「憶昔甲申歲,法夷寇『南瀛』」一語,〈懷沈斯菴先生〉詩有「西臺晞髮痛遺民,避地『南瀛』第一人」句,總之其實與「東瀛」也被用來代稱臺灣的情況無異。「南瀛」一辭成為臺南縣的別稱,實際上是依附在臺南縣本身的成立上,此一層可見之於所謂「二次大戰後,台南縣遂習以『南瀛』代稱」(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營區卷〈誌首〉)一說;此說以筆者所能檢得的資料來看,最早似乎見於楊寶發為《南瀛論叢》所撰的序文,斯時已為民國七十一年。惟民國七十一年以前,有何證據可說明「南瀛」一辭為台南代稱已成流習?或許要溯源至《南瀛文獻》的創刊上。按,《南瀛文獻》在創刊之初本為編修台南縣志作準備工作,然而略檢其創刊號的發刊辭,並未說明為何以「南瀛」一辭來代稱台南縣,更不用提始作俑者的出處;似乎純粹就是以台南地處「瀛洲」南部,因而有此刊物名稱。該刊始發行於民國四十二年,年年發刊,累近三十年承載台南文獻的資歷與權威,則所謂二次大戰以後習以南瀛代稱,或即繫於此:該刊物的推波助瀾,在「南瀛」一辭內化為臺南人身分認同的符號一事上有大功於焉。惟二戰結束於民國三十四年,於此刊物創刊尚有八年,此期間是否即以「南瀛」指稱臺南,當有俟考;筆者才學有限,僅於此提出此一問題。

此處尚有深論;霍布斯邦(Eric Habsbawn) 和蘭爵(Terence Ranger)編有 《傳統之發明》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嘗論述時下為人所接受的「傳統」,遠不為一般人所想像那般源遠流長。「南瀛」一辭作為臺南的另稱實不滿五十年,或抑可作如是觀。惟此是否如某些學者所言,可視為如民族國家那般為一種虛假的認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所論民族國家為「想像」而來常為人所借用,以攻擊此種虛假的「民族」所帶動起的民族主義式狂熱。然而究竟觀之,安德森所言「想像」,實為個人在其所處的文化氛圍中擷取概念符號,以掌握其環境、指使事物的活動的一部分;「自我認同」的追尋與社群共同體的成型的本身,就是最真實的此種符號的指涉,儘管其確切內容,在實際的、分散的個人「想像」裡頭大異其趣,乃至某種程度的不一致、精神分裂。作為意義的指涉,則「南瀛」一辭或許終究是人為的創造物(然而語言也必定都是人造的);但作為社會活動的實體,作為眾人所認同為其代表的一個符號,並且作為眾人之間共同活動的羈絆,此種「虛構」的存在倒是真實不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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