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摘]荷治時期的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
摘自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收錄於《臺灣文獻》51卷3期，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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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歷史與歷史研究的斷裂
儘管可說是已開發的範疇，作者仍曾就台灣史上的「荷蘭時代」研究提出若干待克服的問題。以研究本身而言，研究成果繼承的狀況不佳，且文獻輾轉鈔譯，亦惹出許多不必要的問題。以學者本身而言，少數懂得荷蘭文獻的「荷蘭時代專家」們在此種過譽的表面之下，由於研究課題與整個台灣史的發展脈絡脫離，隱藏著被隔離、邊陲化的危機。本文有感於上述課題，特從荷治時期的三項重要概念「地方會議」、「贌社」、「王田」入手，釐清其誤解，並闡明其與台灣後續歷史間的緊密關聯。
一、「地方會議」：東印度公司轄下的行政區域
「地方會議」一辭，荷蘭文為Landdag，系指各地代表齊聚一地以討論地方事務之意，包括荷蘭在內的歐洲範圍古已有之，會期通常在三月。在台灣，會議召開之時往往須荷蘭東印度公司大部動員，而全台各地原住民則絡繹於途，蔚為盛事。此可證荷治時期，儘管統治的效力向稱鬆散，在荷人而言則其實是竭力以赴──荷人初抵台，猶費一番武力征伐的功夫，才得已在第四任大員長官朴特曼(Hans Putmans)任內，於1636年首開會議；至於會議制度的確立則更要等到第八任長官卡隆(Frrancois Caron)在位的時期(1644-1646)，才大致每年都舉行。
實際運作中的會議，在全台分四區舉行：以熱蘭遮城為分界點，可分為南、北兩路，除此之外還有北部淡水和東部卑南兩區。南、北兩路會議皆於赤崁的公司大庭園舉行，最為慎重且規律，會期為三月間；北部淡水區集會地點為「台灣最北角」，應指淡水紅毛城左近；東部集會地為今台東市附近的卑南。而，關於參與會議的各番社及其頭目，以及會議後呈報給公司的各社戶數、人數資料彙編而成的〈全台臣服番社戶口造冊〉等史料，在經過中村孝志氏的考訂與整理後，可以讓我們大致了解各集會區所包括番社的範圍：北部集會區包括今天台中、南投以南，至台南、高雄縣的部分；南部集會區的範圍北界高屏溪，南至墾丁；東部卑南集會區主要在今台東縣；淡水集會區則囊括宜蘭、基隆、台北，淡水河以南、大甲溪以北的番社。
十七世紀台灣地方集會分區圖：紫色為南部集會區；藍色為北部集會區；褐色為東部集會區；綠色為淡水集會區。圖片來源
比對明鄭以後的行政區劃制度，我們可以發現有趣的關聯：如明鄭時期在南、北二路都設置有安撫司，而在清初，北路軍隊防汛駐紮的地點至牛罵(台中清水)、半線(彰化)，雞籠、淡水等地方區劃則以大甲與北路為界。這些劃分都暗示著荷治時期行政區劃的繼承。荷蘭人在北路駐有政務官五位(虎尾兩位，麻豆、蕭壠、赤崁各一)，南路一位，在北部淡水區及東部卑南也駐有軍隊。桃園南崁至大甲溪一帶，向來被認為是荷蘭人勢力不及之處，最近的檔案解讀則顯示1650年代末，Dokudukol(今天苗栗中港一帶)已有荷蘭人駐守；1658年初，東印度公司的人員進駐至宜蘭的Talabiawan，規劃全台的行政區分雛型已定。
二、贌社：原住民的賦稅問題
贌社也源於荷治時期，然而此制度與明鄭以後所行的略有不同，所課稅為針對包辦番漢貿易的漢人贌商，而非番社中的人頭稅。儘管早在公司安平設立據點之時，巴達維亞城便要求向原住民課稅，然而台灣方面總以原住民貧困不堪負擔而反對。教會的進駐與學校、牧師館的設立一度是向原住民課稅以負擔費用的一部分，然而迫於原住民的經濟狀況最後仍不得不取消，改由公司支付。此後原住民的經濟負擔從稅餉改為繇役，主要負責信件、行李的運送，並在軍事行動中提供協助。相對於徵收自漢人的人頭稅，原住民僅繳納實務為主的貢賦，且由公司或教會人員直接徵收，並非透過贌商之手。
「贌」字廈門話、福佬話唸Pak，近人多認其源於荷語的Pacht一字，而此字在歐洲中古時期的日耳曼語系裡，係借自拉丁文Pactum、Pactus，意為領主與包稅人對稅額取得一致。此制在歐洲其實為一傳統，而荷蘭人至遲在1640年，已承包出去了包括宰豬、釀酒、港潭魚稅等。至於「贌社」，係將全台番社畫分為數十區，向漢人公開招標，承包區域內的買賣交易；番人只能與得標的贌商交易，而公司則向贌商徵收「贌社稅」。據《巴城總督暨議會一般報告書》所載，贌社制首次實行在1642年，漢人主要以布匹、鹽、鐵等廉價什物換取鹿皮鹿肉。實則，台灣的鹿皮、鹿肉在更早時期(1637)，公司是將發給執照的權力交付教會，由牧師向漢人承包者徵收「獵鹿執照稅」，充作教會運作之用；此後幾經斡旋，才由公司收回，從此未見獵鹿執照稅的收支帳簿。凡此種種，皆反映了「贌社」源於獵鹿執照的發放制度，而與後來鄭、清社商代繳番稅不同。
明鄭時期，可能為因應戰爭之所需，「按丁輸納」的人頭稅被交付給贌商代徵，而此原則也被清代所繼承，成為具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贌社」制度。(待續)
摘自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收錄於《臺灣文獻》51卷3期，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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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歷史與歷史研究的斷裂
儘管可說是已開發的範疇，作者仍曾就台灣史上的「荷蘭時代」研究提出若干待克服的問題。以研究本身而言，研究成果繼承的狀況不佳，且文獻輾轉鈔譯，亦惹出許多不必要的問題。以學者本身而言，少數懂得荷蘭文獻的「荷蘭時代專家」們在此種過譽的表面之下，由於研究課題與整個台灣史的發展脈絡脫離，隱藏著被隔離、邊陲化的危機。本文有感於上述課題，特從荷治時期的三項重要概念「地方會議」、「贌社」、「王田」入手，釐清其誤解，並闡明其與台灣後續歷史間的緊密關聯。
一、「地方會議」：東印度公司轄下的行政區域
「地方會議」一辭，荷蘭文為Landdag，系指各地代表齊聚一地以討論地方事務之意，包括荷蘭在內的歐洲範圍古已有之，會期通常在三月。在台灣，會議召開之時往往須荷蘭東印度公司大部動員，而全台各地原住民則絡繹於途，蔚為盛事。此可證荷治時期，儘管統治的效力向稱鬆散，在荷人而言則其實是竭力以赴──荷人初抵台，猶費一番武力征伐的功夫，才得已在第四任大員長官朴特曼(Hans Putmans)任內，於1636年首開會議；至於會議制度的確立則更要等到第八任長官卡隆(Frrancois Caron)在位的時期(1644-1646)，才大致每年都舉行。
實際運作中的會議，在全台分四區舉行：以熱蘭遮城為分界點，可分為南、北兩路，除此之外還有北部淡水和東部卑南兩區。南、北兩路會議皆於赤崁的公司大庭園舉行，最為慎重且規律，會期為三月間；北部淡水區集會地點為「台灣最北角」，應指淡水紅毛城左近；東部集會地為今台東市附近的卑南。而，關於參與會議的各番社及其頭目，以及會議後呈報給公司的各社戶數、人數資料彙編而成的〈全台臣服番社戶口造冊〉等史料，在經過中村孝志氏的考訂與整理後，可以讓我們大致了解各集會區所包括番社的範圍：北部集會區包括今天台中、南投以南，至台南、高雄縣的部分；南部集會區的範圍北界高屏溪，南至墾丁；東部卑南集會區主要在今台東縣；淡水集會區則囊括宜蘭、基隆、台北，淡水河以南、大甲溪以北的番社。
十七世紀台灣地方集會分區圖：紫色為南部集會區；藍色為北部集會區；褐色為東部集會區；綠色為淡水集會區。圖片來源
比對明鄭以後的行政區劃制度，我們可以發現有趣的關聯：如明鄭時期在南、北二路都設置有安撫司，而在清初，北路軍隊防汛駐紮的地點至牛罵(台中清水)、半線(彰化)，雞籠、淡水等地方區劃則以大甲與北路為界。這些劃分都暗示著荷治時期行政區劃的繼承。荷蘭人在北路駐有政務官五位(虎尾兩位，麻豆、蕭壠、赤崁各一)，南路一位，在北部淡水區及東部卑南也駐有軍隊。桃園南崁至大甲溪一帶，向來被認為是荷蘭人勢力不及之處，最近的檔案解讀則顯示1650年代末，Dokudukol(今天苗栗中港一帶)已有荷蘭人駐守；1658年初，東印度公司的人員進駐至宜蘭的Talabiawan，規劃全台的行政區分雛型已定。
二、贌社：原住民的賦稅問題
贌社也源於荷治時期，然而此制度與明鄭以後所行的略有不同，所課稅為針對包辦番漢貿易的漢人贌商，而非番社中的人頭稅。儘管早在公司安平設立據點之時，巴達維亞城便要求向原住民課稅，然而台灣方面總以原住民貧困不堪負擔而反對。教會的進駐與學校、牧師館的設立一度是向原住民課稅以負擔費用的一部分，然而迫於原住民的經濟狀況最後仍不得不取消，改由公司支付。此後原住民的經濟負擔從稅餉改為繇役，主要負責信件、行李的運送，並在軍事行動中提供協助。相對於徵收自漢人的人頭稅，原住民僅繳納實務為主的貢賦，且由公司或教會人員直接徵收，並非透過贌商之手。
「贌」字廈門話、福佬話唸Pak，近人多認其源於荷語的Pacht一字，而此字在歐洲中古時期的日耳曼語系裡，係借自拉丁文Pactum、Pactus，意為領主與包稅人對稅額取得一致。此制在歐洲其實為一傳統，而荷蘭人至遲在1640年，已承包出去了包括宰豬、釀酒、港潭魚稅等。至於「贌社」，係將全台番社畫分為數十區，向漢人公開招標，承包區域內的買賣交易；番人只能與得標的贌商交易，而公司則向贌商徵收「贌社稅」。據《巴城總督暨議會一般報告書》所載，贌社制首次實行在1642年，漢人主要以布匹、鹽、鐵等廉價什物換取鹿皮鹿肉。實則，台灣的鹿皮、鹿肉在更早時期(1637)，公司是將發給執照的權力交付教會，由牧師向漢人承包者徵收「獵鹿執照稅」，充作教會運作之用；此後幾經斡旋，才由公司收回，從此未見獵鹿執照稅的收支帳簿。凡此種種，皆反映了「贌社」源於獵鹿執照的發放制度，而與後來鄭、清社商代繳番稅不同。
明鄭時期，可能為因應戰爭之所需，「按丁輸納」的人頭稅被交付給贌商代徵，而此原則也被清代所繼承，成為具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贌社」制度。(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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